勞動部

台灣面臨嚴峻的少子化與勞動力短缺挑戰，勞動部近期拋出研議放寬外籍移工聘僱門檻，擬納入「家有 12 歲以下兒童」的家庭。這項消息一出，隨即在立法院引發激烈辯論。支持者認為這能有效緩解雙薪家庭的育兒壓力；然而，反對立委則重批此舉將導致托育資源「階級化」，造成「有錢家庭買工、沒錢家庭自求多福」的不公平現象。在托育與長照資源高度緊縮的 2026 年，這項政策究竟是減輕家長負擔的及時雨，還是擴大社會不平等的毒藥？

政策核心：放寬點數制度與適用範圍

目前的移工聘僱制度採取「點數制」，主要針對家中有高齡長者或重度身心障礙者。勞動部研議的方向，是計畫調降點數門檻，讓育有國小以下學童的家庭，即便沒有失能長者，也有機會申請外籍家庭幫傭。

此舉背後的動機，是為了回應廣大雙薪家庭對於「全天候照顧」的需求。現行的居家托育（保母）或托嬰中心多有時間限制，且收費不低，對於經常需要加班或工作型態特殊的家長而言，外籍移工確實能提供更具彈性且低成本的選擇。

立委質詢重點：資源分配與社會公平性

在立法院的質詢中，多位立委表達了深切的憂慮。他們認為，一旦開放 12 歲以下兒童家庭聘僱移工，將會引發以下結構性問題：

政策放寬後可能面臨的社會風險：

• 階級分化加劇： 只有經濟能力較好的中產階級以上家庭能負擔移工薪資，經濟弱勢家庭依然只能在破碎的托育體系中掙扎。
• 排擠長照資源： 外籍移工勞動力總量有限，若大量湧入幼教托育市場，恐導致原本就極度缺工的長照領域更加雪上加霜。
• 公共托育體系萎縮： 若家長普遍轉向私聘移工，政府可能會放慢對公共托育、準公共化保母制度的投資與建設。
• 雇傭關係的潛在風險： 12 歲以下兒童的照護涉及高度專業教育，非專業訓練的移工是否能勝任，以及相關受暴風險的監控，皆是未解之題。

移工與長照的零和遊戲？

台灣的外籍移工來源國（如印尼、菲律賓、越南）正逐年縮減輸出規模，這意味著勞動力供給已呈現飽和甚至下降趨勢。

如果政府開放育兒家庭聘僱移工，勢必會引發搶人大戰。長者照護與幼兒照顧將在同一個勞動力池中競爭，這將推升移工的薪資行情，最後獲勝的依然是財力雄厚的家庭。這正是立委所批評的「變相買工」，讓最迫切需要長照補助的基層家庭，反而被排除在市場之外。

專家觀點：應回歸「公共化托育」而非個人私聘

社會福利專家建議，政府解決托育困境的根本之道，不應是將責任推給外籍移工，而是要強化「公共化托育體系」。

這包含增加公托設施、提升保母薪資待遇以吸引年輕人入行，以及推動更具彈性的職場友善育兒政策。若透過引進移工來解決托育問題，短期內雖然看似能減輕家長負擔，長期來看卻是在飲鴆止渴，因為這會削弱政府改善托育環境的動力，讓照顧責任再次淪為「家庭內部的私事」。

星港模式的啟示

新加坡與香港長期允許聘僱外籍移工分擔家務與照顧幼兒，這確實支持了當地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。然而，這也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，包含移工勞權剝削、兒童發展過度依賴移工，以及本地托育產業的徹底崩壞。

台灣在參考這些模式時，必須審慎評估。台灣具備完善的幼教體系與保母證照制度，若貿然開放移工取代本地托育人員，可能會導致專業人才流失，影響台灣未來世代的教育品質。

在政策與公平之間尋找平衡點

勞動部研議開放 12 歲以下兒童家庭聘僱移工，出發點雖是為了減輕育兒壓力，但其連鎖反應不容小覷。在少子化成為「國安危機」的今天，任何與生育、養育相關的政策，都必須兼顧社會公平性。

我們不應讓「生兒育女」變成一種唯有富裕家庭才能輕鬆負擔的奢侈權利。政府在考慮放寬移工門檻的同時，更應加速公共托育資源的布建，確保所有家庭不論經濟背景，都能獲得品質優良且負擔得起的照顧服務。唯有如此，台灣才能真正走出少子化的泥淖，守護每一個孩子的未來。